子贡曰：‘夫子自道也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主体实践的意义被空前地提高了，它不再仅仅是决定某种吉凶祸福的条件，而且是实现生命价值的根本途径。命即体现了目的性，但是真正说来，这所谓目的性是靠人来实现的，这就是穷理尽性以至于命。
比如震、巽、艮、兑是名词卦还是动词卦，很难确定。有些卦虽象征某种自然界的事物，却同时可以转换为人的某种生命活动。在《易传》作者看来，有其德者必有其位，有其位者必有其德，这从它对《易经》各卦的解释中可以看得出来。二者表现了同一个生命过程。我想指出的是，《易经》确实不是机械因果论思维，同时也不是纯粹的数学集合论思维，而是一种天人合一的有机整体论思维，这才是《易经》思想的根本特征，但还不是它的唯一特征。
乾是纯阳，代表天，以龙为象，而龙象征着水中所生之物，又能升至天空。这种和谐，就是生命的重要原则。这就必须摒弃任何原教旨主义或复古主义，根据我们自己的新的体贴，给出新的本体。
]，也一直在回应这个问题，其主要看法是：必须解构旧的本体论，然而同时必须建构新的本体论。从哲学史来看，本体有过两种含义：先是指宇宙论（cosmology）意义上的、万物的本原（Arche），中国哲学谓之本末之本（根株），强调的是在万物之前。[ 黄玉顺：《爱与思——生活儒学的观念》（增补本），第329页孔子凄凄惶惶，到处游说，时人称之为迁，孔子却自视为勇。
这所谓自由，不是对客观必然性的认识，或被认识了的必然性，而是心灵意志与天命、天德的合一。孔子把仁看作心灵的存在问题，这一点构成他的境界说的基本前提。
它是自觉的，不是盲目的。它虽以心理情感为基础，但又必须超越情感，成为普遍的存在方式，这样，就同个别的心理现象、个人的情感欲望有了区别，只有从超越的层面上看，仁才是境界，否则，便只是一些个别具体的情感活动，没有普遍意义。因此，他虽然讲了很多关于学、思与知的话，但其真正目的则是下学而上达[3]，实现仁的境界。因为这时，不需要有意安排什么，或不安排什么，也不需要有意去做什么，或不做什么，一切都顺其欲而行，一切又都合其矩，真所谓不思而得，不勉而中[19]。
在人的情感需要中，有一种相互承认、相互尊敬以及互助、互爱、同情、怜悯之心，即所谓道德情感，这也是普遍存在的，是人的生命存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。[7] 还说过获罪于天，无所祷也[8]以及畏天命[9]一类的话。《里仁篇》说：子曰：‘参乎。天命是一个动态词，具有客观性，又有目的性（但不是神学目的论），作为道德之源，它是先验的，又是内在的。
孔子心目中的君子，首先是道德上的完人，但又不止于此，他还有胸襟坦荡、感情真实、知识渊博、意志坚强以及心灵美好等品格，且能超越自我而有更高的精神境界。与仁相联系的勇，才是真正的勇。
但是，这两种看法都不符合下学而上达的精神。[36] 这个为，是自为，不是他为，只能在心灵自身中去解决，不能到心灵之外去解决。
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孔子并不否定知性主体。天命究竟是什么？又何以能够知？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，也是孔子研究中争论最多的一个问题。子贡的意思无非是，孔子之言性与天道，不可得闻，不是说，孔子压根儿没有性与天道的思想。孔子为什么把父为子隐，子为父隐，说成是直呢？因为在他看来，爱子爱父之心，出于人的天然本性，这种情感是真实的，不是虚假的。子出，门人问曰：‘何谓也？曾子曰：‘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。前面说过，仁的境界不仅是普遍的人间关怀（如四海之内皆兄弟也），而且是一种宇宙关怀，比如知者乐水，仁者乐山。
这是一种超越——自我超越，也是一种最高的知，就其实质而言，就是知仁。因此，他并不以博学多识为目的，也不以博学多识为能事。
这里言与不言同有与没有不是一回事。当然，在孔子那里，天命既有宗教意义，又有道德意义，但重要的是，随着仁学思想的建立，天命的宗教意义已受到根本性的动摇，天人合一的道德形上学已初具雏形。
[22] 天不言，以四时运行、百物生长表现其天的生命意义和目的性，那么，对于仁者而言，也应如此。但孔子决不是一位严格意义上的宗教神学家，而是一位思想家、哲学家，作为儒家创始人，他要建立一种人学，提出一种理想人格的理论。
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此，人的使命也在于此。这里所说的思，则是视思明，听思聪，色思温，貌思恭，言思忠，事思敬，疑思问，忿思难，见得思义[38]之类的实践思考，并不是理论思辩。这里，子贡并没有说出他的最后理解是什么，但是从孔子的话以及子贡在别处所说的夫子之言性与天道，不可得而闻也，可以看出，孔子所说的一以贯之，决不是知识一类的问题，也不仅仅是实践方法的问题，倒是与性与天道一类问题有关。现在再回到下学而上达，就不难理解，它并不是达于天庭，也不是达于形而上的观念实体或精神实体，而是达到与天德合一的境界。
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孔子所说的天命，不是别的，就是天德。由于这种和谐是心灵境界的问题，具有超越性，因而与上达是联系在一起的。
忠恕作为为仁之方，固然很重要，且是心灵修养的关键之处，但还停留在伦理道德层面，还没有达到超伦理的高度。就心灵境界而言，孔子更重视直觉体验。
这正是西周以来德、命相分观念向春秋以后德、命合一观念的一个转变，孔子则是这一转变的关键人物。境界的提高，需要修养和实践，不只是知的问题，所谓致远恐泥，就是不要只作形而上的玄思，而要在最切近生活的地方去思考，这就是近思。
非与？曰：‘非也，予一以贯之。因此，不能把孔子的仁学仅仅归结为世俗的伦理主义。因为这不是一般的认识问题，而是关乎如何做人的问题，为何完成理想人格的问题，也就是心灵境界的问题。孔子很少许人以仁，他本人也说若圣与仁，则吾岂敢。
仁的学说的提出，当然与春秋时期人的解放有直接关系，后者可说是孔子仁学产生的社会背景，但仁之所以成为境界，还有心灵方面的内在根据，这就是道德情感与道德意志。中国哲学没有发展出工具理性，恐怕与孔子也有关系。
所谓仁者爱人[31]，就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心灵境界，有了这种境界，就能产生普遍关怀，而不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。但是无论如何，不能从子贡这句话中得出孔子与性与天道之学毫无关系的结论，而是正好相反。
应当说，孔子虽然从血缘关系发现了人的道德情感，但他已经从人的一般的道德情感出发，考虑仁的境界的可能性了。孔子虽然没有直接讲性与天道的话，但他的很多话都是与这个问题有关的，包括他的文章。
